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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对市场长期的看法，在没有出现疫情之前，谢治宇对市场的看法还是偏乐观的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，可以观察到外面的钱在流入。无论是发行基金的角度，还是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，都比较明显。但这一判断目前受到了疫情的影响，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。那就需要进一步观察，比如说是否能持续的观察到基金的发行非常的好，老百姓是否很愿意把钱放进来等等。

钱颖一回答：朱镕基院长早在1994年就提出要办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，那时中国人均GDP才200美元。我们距“世界一流”还很远。他对学院的工作一贯要求特别高。我每次跟他汇报，学院某些方面已在国内处于领先，或某项排名为第一时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屡次对我说，那个不算数，要做公认的第一。后来再去汇报工作，一旦说到排第一，我都会说“距离公认的第一还有很大差距”。

尽管理论上也有可能荐股人真诚买入后、再跟大家分享好股票，后来自己又改变主意了而决定卖出。但这样的做法仍然利用了与别人的信息不对称，所以法律规则直接禁止了这种瓜田李下的行为。处罚的理由不在于股票推荐意见本身的不靠谱，而是结合了特定身份的荐股人的相关利益冲突行为，即反向交易。

此时，深陷在“3Q大战”之中的腾讯，居然同时有三个团队分别在做同一款叫做“微信”的产品，其中一个是原QQ团队，一个是成都团队，最后，来自广州研究院的张小龙团队做出的产品，赢得了PK，用和菜头的话来说“比它炫的没它简单，比它简单的没它快，没有谁比它更快，哪怕在GPRS下，微信也能把进度条轻易推到底。”。

目前，丹东港集团在二级市场上未有相关的上市公司，但是丹东港债务违约的情况，或许也会带起连锁反应。一位从事债券研究的研究员告诉界面新闻，具体的反应还要看丹东港债务违约的原因。“如果是集团自身杠杆过大，那可能是公司自身的原因。但是如果是行业问题，那或许会有所牵连”。

有趣的是，此前谢治宇也曾作出关于仓位的表述。无论是在震荡剧烈的2018年还是迅速回暖的2019年，他都没有过多进行择时。但对这个问题他没有太多遗憾，回到当时的情境，2018年的内外部环境确实是多年来罕见的，可辨识度很低。他甚至表示“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可能还是只能采取上次（一样）的策略”。